到2025年中国14%的人口将是老年人
临终关怀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美国，有一则用来测试心理咨询师的经典题目：
一只小鸟在树上快乐地唱着歌，突然来了一阵急风，把小鸟吹落到地上。小鸟的腿受伤了，在地上一动不能动。就在这时天上又下起了雪，雪越下越大，眼看就要把小鸟埋在雪里了。就在小鸟绝望地等待死亡到来的时候，一头牛经过，拉了一坨牛粪在小鸟身上。冻僵的小鸟躺在粪堆里，觉得好温暖，从未有过的温暖。不久小鸟又开始唱起歌来，狐狸听到歌声后，寻着歌声发现了粪堆里的小鸟，把它拽出来吃掉了。
问题是这坨牛粪对于小鸟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答案有三个：A好事；B坏事；C不好不坏。你会选择哪个答案？
“即使没有牛粪，小鸟也会死去。虽然有了牛粪，小鸟也是一样要死，但是小鸟是快乐唱着歌温暖地死去，而不是在寒冷中僵硬着死去。”
“临终关怀其实就像这坨小鸟身上的牛粪，临终关怀是项伟大的工作，要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到满足和自信。”
今天，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已经走过了22年，但22年至今，临终关怀在中国仍然处于蹒跚起步阶段。同时，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老年临终患者将成为临终关怀的一大特殊群体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车流就如同这个城市的节奏，快速而繁忙。在双桥出口附近，掩映在绿树中的松堂关怀医院，却是这个城市的特殊所在。
优死：生命末期不带遗憾
2楼的一间病房里住着9位老人，最小的75岁，最大的93岁，正是中午吃饭时间，除了一位老人支起了身子坐在床上自己吃饭外，其他的人全部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窗外的明媚阳光似乎与他们无关。护理人员正在给一位老人喂饭，她同老人们住在一个房间，24小时陪护，隔2个小时要帮不能自理的老人翻一次身。
住在松堂医院的老人有95%是被各大医院定性为“生命末期”的人，平均年龄82岁。这家成立于1987年的民办医院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医学上，临终有着严格的定义：“指人在医学上已经被判明无法治疗，将在3～6个月内死亡的一段生命旅程。”22年来，这里平均每三天就要送走一位老人，总共送走了2万多位老人。
“我们这里的老人一般都是脑萎缩、癌症晚期等，医院不收他们了，家人没有精力照顾他们，换了很多个保姆，有的褥疮都到了重度。”年近六十的李伟是这家医院的创办人，他被称为中国临终关怀第一人，“我们中国人总是在强调优生，又是胎教又是营养的，但却避讳死亡，从来就没有优死的观念，而临终关怀就是优死，维护一个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尊严，让每一个人都不要带着遗憾死去。”
方法：尽量少给病人用药
松堂医院有医生20多人，但治疗疾病并不是目的，“临终关怀的目的是通过提供缓解性照料、疼痛控制和症状处理来改善个人余寿的质量”，其伦理原则是“不以延长生命为唯一目的，而以减轻身心痛苦为宗旨”。所以松堂医院至今也不是医保定点医院，老人们用的药一般都由家人去医保定点医院开。
李伟是北京市医学伦理学会的会员，“现在我们医生，即使是一些最大的三甲医院的专业的专家学者，他们明明知道病人是不可逆转的，比如癌症扩散了，脏器衰竭了，或者人彻底衰老了，他明明知道不可逆转，但是他们在干什么呢？使用大量昂贵的药品，采取各种冒险的措施，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给病人造成了非常多的痛苦，临死亡的时候非常痛苦，也造成了巨大医药资源的浪费。我们是尽量少给病人用药，提高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愉快地走完人生。”
“上个月来了一位老人，癌症晚期扩散转移，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年，现在他可以拄着拐杖走路。”李伟说，这样的例子很多。
诉说：别害怕我们陪着您
在进入松堂医院的老人中，有九成都是在这里离开人世，要提高老人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愉快地走完人生，首先就是要让老人们融入新的大家庭。
“董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军人，乐队的指挥。他们家住四层楼，有上下夜班的，只要楼道里一有声音他就开始骂，楼里的人都希望他搬出去。送到医院第二天他就开始闹腾。李伟介绍说，“董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团级干部，管别人管习惯了。退休以后，社会把他淡忘了。我们组织全院病人发选票，说这个老领导是乐队指挥，让他当我们的厅长(医院活动大厅)吧。大家都选他当厅长，从这以后他不但不打人，谁要声音大点，有什么不礼貌，他就去管。”
“有位奶奶是中国地质大学第一代女大学生，是一名勘探队员，得了严重的糖尿病。老人家性格内向，医院里搞活动、唱歌什么的，她都不参与，心情特别不好。我就想奶奶当了一辈子勘探队员，《勘探队员之歌》肯定会唱，所以要求奶奶给志愿者们唱《勘探队员之歌》，当她唱起这首唱了一辈子的歌时，她就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员了。”
松堂医院有一个规定，无论病人身边有无亲人，在临终的时刻，必须有医护人员握着临终者的手，并且不断地在他( 她)耳畔轻轻地坚定地说：“别怕，别怕，我们陪着您。”
今天，英国已有临终关怀机构两百余家，美国有两千余家，而在中国仅有3家。
事实上，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临终关怀正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00万人新患癌症，约有140万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已占疾病死因第一、二位。
统计表明，2005年初，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到1.45亿，占到了总人口的11%，据预测，20余年后的2025年，几乎14%的人口将是老年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是增长非常快的一个群体。老年临终患者将成为临终关怀的一大特殊群体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虽然人是哭着来到世界，但要让他们笑着离开人间。”已故的前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这样说。
“我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
李伟说，目前是松堂医院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接下来他们还将增加100张病床。医院经常接到空巢老人打来的电话，“我现在79岁了，自己还能动动，我到病危的时候，你们就来接我，我的房子就给你们了，你们要给我留着床位。
临终患者渐受关怀
当李伟创办松堂医院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听说过临终关怀这个概念，而现代意义的临终关怀运动在世界出现也不过20年，1967年，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医院在英国的圣克里斯托夫成立。
但他的想法却在中国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列出一个表来，一个临终的老人需要些什么：医疗支持、生活护理、情感慰藉、心理关怀，主要就是这四项。普通医院最大的缺憾就是给了你医疗支持，甚至是过度的医疗支持，但没有生活护理，没有心理医生。敬老院属于民政部门管，不能提供专业的医疗支持；家人，没有专业的护理能力，很多情况下不可能进行24小时护理。”
在议论中蹒跚起步
曾经插队下乡当赤脚医生的李伟，那时赶上了中国的第一波集邮热挖到了第一桶金，成为一个民办医院的董事，在自己承包科室的几间病房里开始了艰难实践。
“那时，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如果哪家把老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不孝的大帽就来了。”松堂医院就是在这种观念中蹒跚起步的。
“我们搬了7次家，谁也不想接收我们这些八宝山前一站的临终老人，有一次搬去一个社区，居民们围堵我们的车，坚决不让这些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们下车。” 医院也总是在亏损，“我把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了，几百万吧，当时那个年代，一个护工也就180元。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到了1996年开始打平，医院有一点点盈余，但也不够买一台救护车。”
志愿者：
临终者有排解掉痛苦的强烈渴望
在22年里，北京240多所大中专院校的十几万人次的志愿者，来到松堂陪伴着每位老人。优秀的志愿者们发挥心理关怀的重要作用。
36岁的张大诺是北京的一位编辑，从2003年开始，他就在松堂医院当一名志愿者，每周两到四次。“我遇见过一个患有癌症的老大姐，过去做财会工作，一生清白，也拒绝了很多人要她做假账的要求。公司老板还因此送给她一部手机。这位老大姐拿着手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得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癌症，一个是手机。”她觉得非常冤。
“我就告诉她以前看过的《焦裕禄》的电影，我说焦裕禄是中国最好的官了，他是得肝癌去世的。你说好人没好报，那么你说焦裕禄这辈子不值吗？还有周恩来，也是得癌症去世的，那么你说周恩来这辈子也不值吗？说这些话后，从大姐的眼神里能感受到一些小小的转变。以后，大姐也很少跟我说这些苦恼了，我知道她在心里接受了我的建议。”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临终者及家属在痛苦中沉浸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内心里其实有排解掉痛苦的强烈渴望。这时有任何一点在他们听来还有点道理的话，他们一般都会主动去接纳。这就是志愿者们要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