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政协委员许家印表示，中国企业数千万，有捐赠记录只区区几十万家。“奉旨化缘”或是影响捐助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天另一新闻，或可视为对此的一个另类注脚：湖北咸宁一小学教学楼落成典礼时，向学生家长发请柬。家长“随份子”送来20余万。家长随份子有别于行政募捐等“奉旨化缘”，而且学校资金可能也有难处。当然这属另一范畴，随份子中“被慈善”的性质我们都是熟悉的。
其中极端例子，当属河南荥阳用红头文件打造“慈善城市”了。“奉旨化缘”的旨是行政意旨，比如荥阳的那份红头文件。“慈善”就这样被简化为捐钱捐物了。这自然是慈善误区。
我们老拿盖茨、巴菲特等老外的慷慨来挤兑国内巨富新贵。难道中国企业家天生比外国人缺乏公益精神吗？肯定不是，只是我们在从事慈善事业时，限制重重。就说资助贫困生吧，外国有大量民间公益团体、家族或企业基金会，我们却面临尴尬的行政审批，管制甚至比商业领域还严。政府把着慈善的门，而从媒体不断披露的情况看，有些合法的官办或半官办慈善组织，对善款的运作效率和公信力却又饱受诟病。
凡此种种都抑制人们从事慈善的热情。就如许家印所言，不少捐款企业也没能得到适当的政府鼓励和税收优惠，这也或多或少影响慈善肌体的正常发育。只要公益被垄断，权力还在把门，“慈善企业家”群体就难成形。
慈善文化的缺失，以及慈善被简单物化为捐钱捐物，都是管制之外，国内慈善举步维艰的原因。本来任何人都有条件从事慈善活动，因为慈善只是一种内在良知的萌动、外化。金钱投入只具附带性。有钱人对于慈善的真正贡献，并非财力，而是其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慈善的能力和质素。
但不管是行政色彩浓郁的奉旨化缘，还是媒体的报道焦点，社会注意力都集中到宏大捐赠场面和耀眼的捐赠数额上。这就把慈善变成了富人特权，或有钱人的施舍。而这一观念一旦固化，官方更加频繁“下旨”，因为这样似乎能快速催熟还很稚嫩但已偏离正常生长轨道的慈善幼芽。
不过分夸大慈善的社会功能，尊重所有慈善活动的人士，给予其种种社会荣誉，这才是对善心和善行的褒奖鼓励。而强行下旨，化缘就成了索捐，浅浅的钵盂里永远难装满一钵真正的“慈善”。
